新疆一位老同志提出严重抗议，最后《大众电影》说改一下吧，刊登了一个老头照片，还是获奖电影明星，结果杂志销量由近百万一下跌了60万。
需要政治性的公共治理，但当时很难说有财政，因此公职履行全都是无报酬的，也即义务的。老子也没说那些可供分配的有余来自何处，由谁创造。
第四，尽管西周就有了以亲亲尊尊来构建超越村落的大政治共同体的追求，但回头来看，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演变，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以贤能为标准，吸纳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建立大政治共同体。但作者集中关注的是农耕社区中各种维度的弱者的福利分配，不止是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女性和幼儿，甚至还有壮和男。这不仅因为，如孔子洞悉的，每个人公平感的参照系都更多由小共同体而不是由大共同体提供的。只要不像孟子那么死磕，从实践功能看，墨子兼爱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一致的。由于土地产出低，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这就会限制村落的规模，远小于因商业交换形成的古希腊城邦，也小于今天中国的村落。
最后，这段文字说了两种分配。尽管交通、通信和信息交流令今天人们的视野更开阔了，贸易、环境或气候问题也确实让各国确实感到利益交织，更有人把大爱无疆之类的情感修辞当真，但只要保持孔子的那份清醒、精准和犀利，就会发现地球村地球是平的等说法都只是些——说法，长期的努力和尝试也没能，乃至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也没有指望，让世界成为一个有可能统一实践分配正义的共同体。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7] 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确立和维持，体现了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审查的根本性特征。对于撤销诉讼而言，需要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査。尽管新保护规范在解释方法上通过参酌法规范适用时的客观现实，而尝试使解释过程摆脱对规范制定者不可捉摸的主观意识的探求，并倡导纳入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宪法价值对于解释一般法的影响，但与旧保护规范一样，新保护规范迄今同样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稳定的解释基准。第二，我国行政实体法中有大量鼓励社会参与的相关条款。
[20]行政立法研究组1987年起草的《行政诉讼法》(试拟稿)第1条(立法根据)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宪法》41条的规定，结合我国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理由是：第一，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构建的是一种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诉讼体系。
[42]杨小君：试论行政作为请求权，《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第79页。三、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与我国公法是否相适 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一个潜在逻辑是个人只能基于救济自身主观权利之目的而请求司法权的介入。(四)我国宪法中并无《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功能等同条款 在德国法上，行政诉讼制度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主观权利、对抗来自国家的侵害。如此，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难以实现利害关系判定客观化的预期目标，更会导致宪法赋予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的双重功能严重萎缩。
因此，从《宪法》41条的文义来分析，其难以作为确定我国行政诉讼主要是主观诉讼的宪法基础。主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的判断主要通过诉诸实体法的解释寻找其权利基础，而客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判断主要通过确认行为的法律后果来实现。江必新副院长指出：这些人为制造的诉讼，既干扰了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也浪费了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使得其他公民正当的投诉权利受到影响。[39]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中的合作治理，《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第22页。
在法国的越权之诉中，起诉人仍必须主张被诉行为对其利益造成了特别、确定和直接的损害。旧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判断法规范是否具有保护个人利益指向时，主要以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为基准。
除了前述讨论外，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适用，同样面临相关理论前提和制度装置是否配套的疑问。正如赵宏教授所指出的，保护规范理论通过对反射利益的排除，的确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限缩个体‘权益与自由的客观效果，从另一角度而言，其将个体权利的判定诉诸对客观法规范‘保护指向的法律解释，本质却是希望借由稳定清晰的实定法为个人提供相对于国家的稳固法地位。
相反，法国虽然将诉讼救济的范围扩张至事实上受影响之人，但一旦通过起诉资格的门槛，法院的审查强度一般局限于合法性的审查，较少涉及合理性的范畴。但此种解释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质疑：首先，这些条款是在行政诉讼法通过之后陆续加入，其能否作为论证我国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原初依据，似可斟酌。[44]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新旧保护规范理论都将主观公权的判定回溯至客观法规范的个人利益指向，又将这一问题的探求转化为法规范的解释。[59]第二，这种观点使得司法保护完全依赖立法者的权利表达。任何利害关系人，哪怕只是同这种行为之间有一种道德性的、间接的关系，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出起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当然，我国宪法后来陆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条款。[56]在不同的案件中，法院对这两个标准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解释立场。
在刘广明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引入保护规范理论，提出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36]在奉行自由主义和三权分立传统的国家，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其与个人主义的法律传统和分权制衡的价值理念是高度自洽、逻辑统一的。
另一方面，行政法院也不是评价公共利益的适当的机构。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大量边界情形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不再能预见到其结果。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将旧法中损害其权利者修改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被视为扩大权利保障范围的重要改进。[68]特别是在案多人少责任重的现实困境中，法官对于法规范的解释能否达到此种要求，可想而知。起诉人只需要提出，行政行为侵犯了一项直接的、具有人身性质的利益，就足够了。包括法院终局判决在内的诸多事项仍然悬而未决。
其在我国的适用可能面临诸多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困境。[62]保护规范理论适用带来的原告资格限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核心仍在于其与我国行政诉讼的整体架构和功能期待是否一致。
[31]狄骥亦明确承认：越权诉讼是一种客观法的手段，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撤销一个违反了合法性的行为。[21]胡锦光、韩大元也赞同此种分类，但将控告权归为监督权的范畴。
摘要: 保护规范理论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权力分立体制和高度重视权利保障之司法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这些条款中推导出有权利必有保障和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亦有可能。
在日本，通说性理解是，所谓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个人权利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那么，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也必然面临这种个人主义与个人在我国公法上的法权地位是否吻合的质疑。[19]那么，如果将我国行政诉讼定位于主观诉讼，我国的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宪法基础呢？ 根据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史的考察，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主要宪法基础是《宪法》41条，即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57] (三)司法保护超越立法裁量之必要与可能 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体现的是代议制民主下将司法保护的范围追溯至实体法规范这种体系化的公法权利观。
[8] 尽管法国的越权诉讼被视为是一种客观诉讼，而且最高行政法院在二战之后将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以及提起越权诉讼的权利视为法的一般原则，[9]但其从未承认，这种诉讼权利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换言之，是一种民众诉讼(Uneaction populaire)。如果承认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基础性地位，那么也很难将我国的行政诉讼定位于一种主观诉讼。
[64]正是这一点上，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存在先天不足。[7]M. Waline, Vers un reclassement de recours du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ve，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1935, p.205. [8](德)克劳斯·芮内特：《德国行政诉讼功能角色之变迁》，吕理翔译。
因此，无论是新旧保护规范，最终都表现为有助于法律解释的原则、方法和假定的集合。狄骥指出，将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对立起来虽然更有学术价值的但同时也是完全虚构的; [34]这种区分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只会得出一些不稳定的、专断的结论。
